自从仇和到了昆明，这个千年的春城一下子热了起来，除了笨蛋睡觉丢官事件有争议之外，仇和的许多举措都深得民心，像公布市委、市府主要领导的电话，公布全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电话等等，这些举措对于畅通民意，体察民情，推进民主，促进官场效率，都有很大的作用，最近，由于推出了市长接待日，又因为接待日民情踊跃而火了起来。

冷静地想想，无论是公开电话还是市长接待日，都不是什么新东西，为什么在昆明出现、在仇和的推动下，这些旧措施，忽然成了新热点呢？关键还是在仇和的督促。仇和是一个把真正看中这些民意畅通措施的人，他亲自督促，把领导意志变成了制度，所以推行起来很容易形成热点。但是，如何把这种制度法制化，如何避免热过之后自然冷却，还是要认真研究，否则的话，就像许多地方的市长电话一样，开设了几十年，都是一副腔调，并不能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，最后，都从市长热线变成冷线，不仅不能畅达民意，反而失掉民心。

其实，市长接待日这样的制度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。唐朝中期之前，上至宰相，下至县令，与百姓的距离都很近，戏曲里表现的老百姓拦住宰相告状的情况是真实的，那时候的宰相出门就是跟着几名家丁、仆从而已，老百姓看到宰相的轿子，马车，就可以上前去反应情况，其他主政的官员也是如此。后来，唐朝出了个李林甫，是个口蜜腹剑的人面兽，这样一个人当了唐玄宗的宰相，把坏事做绝了，总害怕别人报仇，这才增加了宰相的警卫，结果，上行下效，各级主政官员也效仿起来，特别是贪腐的多了，自然要把自己和老百姓隔离开，于是，百姓要反应点情况，申诉冤情就变得越来越难了。到了明清两朝，封建专制达到顶峰，各级官吏的贪腐也到了顶峰，百姓不要说要就到宰相这样的大官，就是想见县太爷也是有理没钱进不来。于是，民情不能上达，民间的怨气积累成巨大的社会矛盾，社会对立变成了改朝换代，这里值得吸取的教训太多了。

中国政治传统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民情能够上达，上下通气，天地才能通泰，社会才能和谐，所以，上古帝王就有诽谤木，百姓想说什么，想表达什么就可以写在诽谤木上。那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社会，到了周厉王的时候，他不愿意听老百姓抱怨、诉苦，派特务监督、镇压有怨言的百姓，结果，老百姓走在街上都不敢彼此说话，只能“道路以目”，至于回到家是否敢说也是个问题，这就是周厉王弥谤的典故，结果，周厉王被推翻了，国家进入了更加动荡的时期。

周厉王虽然已经是几千年过去了，但是百姓的民情如何上达我们今天的人仍然要思考，仇和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。从昆明的市长接待日的火爆场面来看，说明，老百姓确实有很多下情要向主要领导反应，同时也说明，我们的政府部门在效率、公平、能力方面的欠账太多，积累了太多的问题，结果，一旦这些问题有了公开的出口，而且是主政领导亲自接待，自然会爆发，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会出现。

要想把市长接待日的火爆场面冷却下来，还要在制度上解决政府部门的效率、公平、公正上下功夫，这些部门的官员都尽职尽责了，而不是上班的时候睡觉、打牌，以权谋私、贪污腐败，才能把百姓的问题解决好，使市长接待日逐渐冷却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就要建立人民代表常设会议制度，常设会议能够随时公开质询政府官员，使政府各部门随时在人大的监督之下。

另外，新一届地方官员都表示愿意接受媒体的监督，但是只有意愿还不够，还要制度化。现在媒体监督还缺少法律基础，我们没有新闻法,宣传主管部门对媒体的监管也还是灰箱的状态，要反过来去监督与宣传主管部门为一体的党委、政府，如何在制度上给于保障就是问题。所谓导向的问题是软指标，媒体经常因此触碰红线，直接监督党委、政府部门难道很大，而要想监督主要领导就更是不可能了。因此，如何在制度上、法律上保证监督，需要真正的解放思想，在新闻自由方面有所突破。

总之，市长接待日的火爆反应的问题还不止民情积累这么简单，许多制度上的问题需要有所突破，才能把火爆的市长日，变成法制化的民主制度，真正趋向社会和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