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公——圣人做宰，遗风万古
周公姬旦，也是文王的儿子，武王的弟弟，成王的叔叔，不仅跟随文王创建了周朝的根基，而且协助武王冲锋陷阵夺取了商纣的天下，又把襁褓中的周成王抚养成人，总持国政数十年，在成王长大之后，把权力交还成王，其圣风流传数百年，滋养了数百年之后的另一位圣人——孔子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源泉。可以这样说，周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，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伟大鼻祖，只有中国人创造的圣人两个字足以形容其伟大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再也没有任何一位宰相能具有周公那样的风范，那样的智慧，那样的修养，除了孔子，再也没有一位伟人能对中国文化作出那样大的贡献，可以说，周公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灵魂。
 
 忠恕之道——宰相的基本素质
 
周公名姬旦，在文王生前，就以孝顺笃仁见称，武王即位，经常辅翼武王，用事居多。辅翼是两个方面，辅是辅佐，帮助武王处理日常事务，翼是护翼，象鸟用翅膀护翼小鸟一样，护卫武王，用现在的话形容，就象中央办公厅主任，是权力核心中的人物。当时，姜太公的职责在谋划，周公的职责在实施，担当着不同的责任。所以在攻破殷朝京城之后，周公与召公两个人就一个手持大钺，一个手持小钺，护卫着武王祭祀社稷，把纣王的罪恶告白于天地和百姓，紧接着又释放了被纣王囚禁的忠臣箕子，还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到杞那个地方为列侯，并让武王的另外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做武庚的师傅，延续殷商的香火祭祀。
 现在来看，这几样工作虽然都是程序性的，但是在古代却是最重大的国事活动。祭祀天地时护卫君主的人首先要有崇高的地位，这一点周公是不用说的，其次，还要有高尚的德操，这也就是周公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武王有好几个弟弟，只有周公、召公符合这个条件。具备这样的条件，才能具备一个大国宰相基本的素质，也就是说，后来周公辅佐周成王时表现出的忠义，与他护卫武王夺取天下时秉持的忠义是毫无二致的，是一以贯之的。
 其次释放箕子，褒奖其忠，也是一种宰相的境界。这在后代朝代更迭中也能看到，但都是很矫情。这里有一种仁的精神境界。
 封纣王之子武庚为列侯，是恕的表现。即使已经夺取了商朝的天下，杀了纣王，也不赶尽杀绝，还要为商朝王室保留香火祭祀，这是仁的一种体用，恕，宽恕。这样，就能安抚商朝的臣民，使他们能顺应新的政权。这里妙用是很大的。后代，刘邦夺取天下之后，因为论功行赏总不能定，那些功臣武将私下就议论纷纷，张良就出主意，把刘邦最不喜欢的两名将领先封了爵位，其他功臣们就都安心了。其实，这也是从武王、周公那里学来的。尽管商纣王是无道昏君，可是毕竟统治了数百年，百姓们一时还很难接受新的统治者，这个时候把纣王的儿子先封为列侯，天下百姓就安心了。既然连纣王的儿子都不会受牵连，那么百姓们自然就可以安居乐业了。所以，做宰相的不仅要有度量，还要有手段，这个手段不是阴谋诡计，而是忠恕仁义的光明正大之道。没有忠恕仁义，就不可能是好宰相。

 忠的另一面

 夺取商朝的天下二年之后，天下仍然没有太平。当时还是氏族社会的晚期，各地都是以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或部落小国，这些小国就像当初的周一样，都是附庸在商朝的，改朝换代之后，要让他们归附新的政权，需要做大量的安抚工作。可是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武王得了重病，大概也是积劳成疾。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，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寿命都不太长，至少比姜太公要短。而姜太公在遇到文王的时候已经是一位花甲老人了，这样看来，文王、武王在养生方面是不足的。
 武王病了，大臣们都很担心，姜太公和召公就卜算吉凶。卜算吉凶要在祖庙算卦，周公却说，祭祀之前还是先感动先王。于是就让人建立了三做祭坛，供奉太王，也就是古公亶父，还有王季和文王，这三位祖先的牌位供奉好了，周公就佩带上玉璧和玉圭，向三位祖先祈祷：你们的嫡系后裔姬发，因为勤劳政务而得了重病，假如是因为你们三位祖先有什么负愧于天的地方，应当有一个后代子孙来承担报应，那么就让我姬旦来代替姬发吧。我姬旦这个人心灵手巧，多才多艺，适合侍奉鬼神。而周王姬发不如我多才多艺，不适合侍奉鬼神。你们若能听从我的祈祷，保佑姬发的病好转，四方百姓就会敬畏，祖先的灵魂也就因为国家安定而有所依归，长享献祭。现在我要用神龟来卜算吉凶，如果你们听信我的祈祷，我就敬献出玉璧和玉圭，不听从我的祈祷，我就把玉璧和玉圭摔碎。祈祷完了，史策就祷告，让周公代替武王承担病难，然后在三王的牌位前卜算，结果得了大吉之象。于是周公就高兴地去觐见武王，恭喜他得了吉祥，而把自己祷告以身代替武王受难的策藏起来，也叮嘱周围的人不要泄露。
 周公演的这一幕也是一部历史大戏中不断出现的场景。从正统儒家来看，周公的行为就是大忠、大贤、大孝弟的表现，这一点虽然无可怀疑，但是，后代历史上却反复被一些谗佞奸臣所利用，用这样的大制作，上演大奸似忠的丑剧。这一点，在后面会讲到。
 周公向天祷告，以自己的身命代替武王，这样的忠勇与谄媚到底有多远呢？天道远，人道迩，周公难道不懂得这种表演于武王根本无益？但是我们无法超越千古，古人也无法超越他们的时空，我们只能由此只能引申出持国宰相的另一种品德——忠而忘身，只有忠而忘身，才能赢得君主的信赖，才能赢得天下百姓的信服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来许多贤相身上看到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诸葛亮，铁面无私的包青天，不过，由于时代的变迁，宰相也越来越难做，真正做到忠而忘身的宰相并不多，所以，周公的忠勇就更加光芒万丈，因为后代很少有人企及。孔子虽然在很多修养上比周公的境界还要高，但是却一生布衣，没有周公那样的军功和地位，所以，比周公还是要遗憾一些。

 一沐三握发 一饭三吐哺
 周公虽然向祖先祷告，以自己的性命来代替武王，但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武王，这位夺取了商朝天下的开国之君去世了，而且是英年早逝。
 关于武王之死，可供研究的资料不多，为什么武王和父亲文王都过早地去世，是一个耐人寻味地迷团。虽然不知道武王英年早逝的原因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他走的不是时候。当时太子还在襁褓中，刚刚从殷朝夺取的天下，虽然表面上太平，但国家并不安定，还有很多殷商的遗老遗少明里暗里不服周朝的统治，比如德高望重的伯夷、叔齐，宁可饿死也不吃周朝的小米，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，何况纣王的儿子武庚还在，随时可以登高一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武王的过早去世就需要一位德望、威权能够镇国的人主政，而周公作为武王的弟弟，辅政的公爵，自然就成了周朝权力的核心人物，代替成王摄行国政。
 历史上，宰相摄政的事例很多，但是都没有周公那么完美。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去世之后，宰相伊尹辅佐成汤的孙子，也就是早死的太子太丁的儿子太甲即位。太甲继承帝位三年时间，昏惫暴虐，不遵守成汤的法度，德行败坏，于是伊尹把太甲流放到桐宫，伊尹自己摄行国政，治理天下。但是，伊尹流放太甲并不是为了取代成汤的后代，而是为了天下能得到善政的治理。太甲在桐宫流放的三年期间，深刻反省自责，追悔前行，诚心向善，成为回头的浪子。伊尹了解了这个情况，就亲自把太甲迎接回来，把政权交还给太甲。从此，太甲修德理政，诸侯咸服，百姓乐业。伊尹对太甲的德政非常赞赏，专门做了一篇《太甲训》，褒扬他的品行和善政。
 我们从大德行方面来看，伊尹与周公几乎都是完美无缺地践行了一位宰相忠于国家，忠于社稷，忠于百姓的大原则，但是，从细节方面看，周公可能比伊尹做得还要好。伊尹虽然也是以宰相的身份摄政，但是，他毕竟只是宰相，在当时氏族血统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，取代成汤的后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周公则不同，他既身为宰相，又是武王的胞弟，文王的儿子，有征伐之功，有治国之劳，德望民心都有，他摄行国政，并在成王长大之后还能把政权交给成王，这样的德操完全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后代历史中，汉朝的霍光，清朝的多尔衮，都有摄政之功，但是由于个人品德修养不够，最后都没有好结果。整个历史长河中，只有周公做到了托三尺之孤，寄千里之命，把国家治理好，然后把政权交还给已经长大成人的君主，自己还归于臣位，并不贪恋权势，因此，他的后代，也就是鲁国的君侯，在诸侯之中始终享有最高的地位。可以说周公真正做到了善始善终，所以孔子说，弥不有初，鲜克有终，周公这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范例，以至于孔夫子如果有段日子不梦见这位大圣人就会叹息。
 那么，周公摄行国政，总揽大权之后是怎么做的呢？当时，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、蔡叔，因为没有得到核心权力，而是在杞国做纣王儿子武庚的师傅，监督教导武庚，所以，在周公摄政之后就心怀不满。同样是文王的儿子，武王的弟弟，为什么你姬旦可以摄政，而我们要在小国吃苦头？这样的不满似乎也是人之常情，不过，管叔、蔡叔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不满上，而是到处散步流言，说周公总揽大权，早晚对成王不利，取而代之是早晚的事。管叔、蔡叔对周公的不满代表了朝廷以外、诸侯中的一股力量，从外向朝廷内施压。
这种流言传得很快，可能也是很多人担心的，当时位列三公的太保召公姬奭，对周公摄政也不满意，也心存疑虑。 召公姬奭是周王室同姓，也是武王权力核心的人，讨伐纣王的时候，与周公共同护卫武王，夺取政权之后被封到燕国。武王去世后，官封太保，负责教育成王，位列三公，德望权势与周公不相上下，陕以西的治理都由召公负责，权力也很大。召公对周公摄政也不满，也担心周公就此把持权柄，夺了王位，就做了一篇诗文《君奭》，借此表达对周公的怀疑。召公的怀疑实际上代表了朝廷中一股力量，从朝廷内与周公相制衡。
当时的情况，外有管叔、蔡叔等诸侯的压力，内有召公等重臣的猜忌，周公摄政也不轻松。于是周公就把姜太公和召公奭请来，向他们表白自己的心地，他说，我之所以不回避而要摄行国政，是怕天下畔周，没法向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交代。三位先王都为天下忧劳一世，经过三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取得了天下，这个时候武王早逝，成王年少，我只有不避嫌疑亲自摄政，保住周朝的江山稳固，才能对得起三位先王和武王，这就是我的一番苦心啊。周公也列举了前朝扶保幼主的宰相，其中就有伊尹、伊陟，还有一些只留名，没有事迹流传的贤德宰相，这些人都以自己的兢兢业业来扶保幼主，虽然摄行国政、总揽大权，但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安定，最后都是把政权交给君主，自己功成身退，并不贪恋权位。
经过这番沟通，召公的疑虑涣然冰释，与周公一起共同辅佐成王，并且把自己负责的西部治理得井井有条，百姓安乐。
朝廷内部的制衡消除了，周公便一心一意地治国理政。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来说，延揽人才是最重要的，有了人才国家机器才能运转起来。周公在延揽人才方面给后代宰相也树立了榜样，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哺，就是在洗澡沐浴的时候，只要有人求见，陈述治国方略，他就出来接见，吃饭也不塌实，一顿饭要被打断好多次，嘴里的饭菜都来不及下咽就有人来了。后来曹操在诗里曾经使用这个典故，“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。周公曾经对长子伯禽谈到这事。当时，伯禽要代表周公回到鲁国的封地去，周公对儿子说：“我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，我于天下亦不贱矣，然我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犹恐失天下贤人。子之鲁，慎无以国骄人。”这是周公教导儿子不要以国骄人，要象自己一样勤敬克谨，礼贤下士。
周公对待人才的态度，成为历代宰相的楷模，也成为历代宰相最重要的工作，历代的好宰相在延揽人才，培育后进方面都象周公一样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事，比较出名的象萧何月下追韩信，房玄龄调和李世民手下的众将佐，宋朝的范仲淹、欧阳修桃李满天下等，都是好宰相的典范。宰相延揽人才的开端就是从周公开始的。尽管做不到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吐哺，能为国家利益，选贤任能，而不是疾贤妒能，成为宰相好坏的重要标准。历史上的坏宰相如李林甫之流都是疾贤妒能的。因此，国家有一位好宰相，真是万民之福，贤能的人比肩接踵而至，国泰民安的日子就出现了。
当然，从现代国家制度角度来看，选贤任能需要制度的保证，而不仅寄希望于一位好的宰相，但是，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还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，一些古老的原则还是可以起作用的，还是需要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去衡量主政的领导，是不是真正的贤德。

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
 安定了朝廷内部猜疑，周公开始攘除外部的威胁。他的另外两个弟弟，管叔和蔡叔本来是派到武庚身边监视其举动的，但是，武王去世之后他们竟然与武庚结成联盟反对周公主持朝政，其目的实际上是要篡夺政权，因此，到处散播谣言，指责周公摄政是独揽大权，肯定对成王不利。在制造政治谣言的同时，管蔡一党同时发动了军事进攻，利用武庚的身份和影响，煽惑尚未完全归服的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夷族，向周朝中央政府进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周公毅然以成王的名义，讨伐叛乱，很快就把管蔡、武庚联盟的乌合之众击溃了，又用了两年的时间，平定了淮河流域，天下诸侯这才完全归服周朝的统治。
 平定管蔡叛乱是周公的历史功绩之一，当时天下刚刚经过战乱，需要休养生息，管蔡、武庚为了私权、私利而发动对中央政府的叛乱战争，首先是不得民心的，其次，周朝建立之初虽然经过裁军，但是，军队的斗志还非常旺盛，这与管蔡组织的乌合之众在战斗力上有天壤之别，因此，周公果断做出平叛的决定，是符合天下百姓心愿，很快就取得了胜利。平定叛乱之后，周公杀了弟弟管叔和纣王的儿子武庚，流放了另一个弟弟蔡叔。所谓自做孽不可活，管蔡二人可以当之，本来做着一等的亲王，却偏要逞其私欲，起兵叛乱，结果身败名裂。
 周公平定了管蔡的叛乱，杀了管叔，流放蔡叔，周王的儿子武庚也杀了，把原来分给武庚的土地和人民一分为二，一半封给微子启，国名为宋，延续殷商王室的祭祀，另一半分给康叔，国名为卫，康叔是周公的另一个弟弟，文王共有十个儿子，只有管蔡两个人不学好，其他都是有才干的。周公平定了叛乱也不把纣王的家族赶尽杀绝，而是继续搞统战，这其实是中国很古老的政治传统，前面讲伊尹的时候就讲到过，这个传统对于开国初期治平天下，稳定人心是非常有效的，后代历史反复使用，可以说百试不爽。后来，因为卫康叔有很好的德行，周公提拔他做掌管司法的司寇，辅佐成王治国，有令名于天下。
 卫康叔的封地在黄河与淇水之间，这里是商朝的旧都，周公把自己的亲亲弟弟封在此地，目的是要镇抚殷商的遗民。但是这种镇抚不能完全靠武力，而更多地要靠怀柔的统战措施。当时卫康叔年纪还轻，周公就叮嘱他：“你到殷墟上任，一定要访求贤人、君子、长者，向他们请教殷朝是如何兴盛起来的，又是如何败亡的，而且一定要关爱你的子民百姓。”卫康叔听从兄长的叮嘱，到了封地就四处寻访贤人君子，得到的结论是，殷朝纣王败亡是因为贪酒好色，纵情淫乐。卫康叔就把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，写在铜器上，这就是著名的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和《梓材》。有了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，卫康叔就更加明白该如何爱惜民力，因此，在他的封地内，能深得百姓爱戴。
 周公带兵在东边打仗，成王在朝也不安心，一方面担心军事上叛军占优，另一方面也怕周公拥兵自重，万一与管蔡联手反戈一击，那周朝就结束了。于是，另一位贵族唐叔，就是成王的弟弟，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找来一株双穗的稻子，这在古代视为上天赐予的祥瑞，唐叔把这株双穗的稻子献给成王，成王就派唐叔把这份天赐的祥瑞专门赠送给在东边平叛的周公，还专门做了一首诗《馈禾》，意思是说，周公叔叔啊，您看，上天降下祥瑞，保佑您早点平定叛乱，咱们大家一起过太平日子吧。周公见成王派了亲弟弟来给自己送一株稻子，立刻就明白了，这是小国王对自己拥兵在外不放心，就恭恭敬敬地按照臣子之礼做了一首诗《嘉禾》，以嘉天子之命的意思，借此向成王表白，您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平定叛乱，而且我对您是忠心耿耿，一旦打败了叛军，就解甲归田，过太平日子，您千万不用担心。等到东部诸侯全部集附，周公就回到朝廷亲自向成王汇报，并且又做了一首诗表白自己的心迹，这首诗就是著名《诗经》中的名篇之一《鸱鸮》。（引用鸱枭）
 
 周公摄政七年，成王已经长大成人，周公就政权交还给成王，自己仍然以臣子之礼侍奉成王。这件事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实在太难了，可以说千古之下仅此一人，虽然不能说今后也无来者，但历史中能做到功成不居，把政权交还给小帝王的，真的罕见，历朝历代，多少托孤顾命大臣在老帝王跟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接受委托，把小帝王扶上宝座，然后自己就大权独揽，结果，等小帝王想要回权力的时候就来个你死我活，结果，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，不是祸到临头，就是祸及子孙，象汉朝中期的霍光，后汉的梁冀，清朝的多尔衮，敖拜，等等，都是因为舍不得放下本来不属于他们的权力，结果，都是从一时的贵极人臣轮为刀下鬼，即使自己死了，子孙还要搭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的王权太有吸引力了，谁都想得到，而封建制度的核心就是王权属于帝王，而不能属于宰相，宰相永远是辅佐帝王的，如果宰相把持了王权，那么就是天地错位，这是了不得的事情，结果只能有两个，要么宰相把帝王废除，然后改朝换代，要么帝王把宰相杀了，甚至是夷灭九足。可见，关于宰相与帝王的王权之争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，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，是天地大碰撞。说来也是一个大现象，中国历史上，也出现过很多此宰相侵占王权，从而引发改朝换代的事，但是，如此得到的政权都是短命的，都不长久，一个被历史上所接受的原因就是，宰相侵夺来的王权是非正义的，不正义的东西就得不到百姓的心，因此，国祚不久。这个现象在中国特色的文化历史中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，在后面的章节中，我还会讲到这一点。
 把话题再拉回去，就知道周公有多伟大了，从襁褓中把周成王带大，自己南征北战，保住了刚刚建立的周朝江山稳固，又摄行王政七年，权力极矣，但是，在成王长大之后，周公就把王权交回去了，一点不留恋，而且，面对成王，一点也不敢摆叔叔、老臣、功臣的架子，而是“北面就臣位，躬躬如畏然”，象一位普通大臣一样，恭敬有礼，小心谨慎，如临深渊，如承大祭，这就是不自伐其功，功成不居，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，正因为自己有大功，所以更加谦恭，更加恭谨，这就是老子所说的，圣人后其身而身先。在这一点上儒道是相通的。凡是功成不居功的人，都是了不起的人，而且福泽长远，凡是居功自负的人，结果都不好，象韩信，明朝的李善长。这一点，周公在整个历史上都是做得最好的，不仅把王权交回去了，还保持一个臣子应有的恭谨谦卑，因此，周公的后代才得以长久地保有鲁国，直到春秋末期，也可谓国祚长久了，而且，鲁国一直在诸侯当中享有仅次于周王的地位，这也是周公后其身而身先的体现。所以说，一位谋国的宰相不仅谋国长远，而且谋家，谋身都是要长远，这在中国历史上真是凤毛麟角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孔夫子才把周公作为春秋之前的最伟大的圣人来崇拜。
 周公从权力的颠峰退居二线，一方面继续谦恭地执守臣子之礼，同时也不忘忠臣宰相的另一个责任，继续向周成王进尽忠言，做了两篇文章《多士》和《毋逸》，劝导成王要广开言路，吸纳人才，不要贪图逸乐，不要虚度光阴，要以国家、百姓为第一要务。这两篇文章部分保留在《史记》中，可以说是历代宰相向帝王进谏忠言的最早、最完整的记录，其中的思想，对后代宰相，后代的帝王都有影响，对后代文人自身的修养也影响巨大，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，其中体现了《大学》之道，治国在齐家，齐家在修身，修身在诚意，可以说，儒家正统思想的源流都可以在这两篇文章中找到。
 以周公这样的忠勤，一生要面对的却是无数奸臣背后的僭害。早年的管叔、蔡叔，后来周成王病了，周公就自己抓了只跳蚤，放到河里，并且祝祷：“国王年少没有见识，奸神命的人是我姬旦。”以此祈求神灵把灾病降到自己身上，就象当年为武王祈祷一样。可是周成王长大以后，从周公手里接受了政权，就有小人搬弄是非，说成王当年的病是周公诅咒的。这就激怒了周成王，周公也害怕了，逃到了楚国。周成王就派人抄周公的家，发现了当年的祝祷书，拿来一看，是周公要代替成王接受神灵的惩罚，让成王脱离灾祸。成王毕竟也是一位贤王，一看到祝祷词就哭了，派人把周公找回来，诚恳礼敬。
 
 《周官》与历代官制
周公回来之后，继续殚精竭虑为王朝工作，建立了周朝的官位秩序，形成了《周官》这份历史性的行政法文件，后来历代王朝官制虽然变化万端，但总的源泉都出自《周官》，《周官》也就成为历史上儒家的重要政治经典，对中国文化的，特别是封建国家的架构，影响深远。
另外一篇文献也是周公做的，名为《立政》，相当于周公作为宰相的政府工作报告，其中的内容涉及到国家政治如何方便百姓。

周公对后世的影响
周公去世的具体年代历史记载不详，《史记》记载他是在丰去世的，去世之前对身边的人说：“一定要把我安葬在成周，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。”这是周公最后的遗言，辛苦为周王朝尽职尽责一辈子，至死仍然兢兢业业，不敢远离周王，这就是一位至诚宰相的心境，一辈子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宰相就应当是这样的忠诚、勤勉。
周成王也知道周公的功劳实在太大了，既是开国的功臣，又是自己的叔父，怎么能让他象其他陪臣一样陪葬在自己的周围呢？于是，成王决定把周公安葬在毕，陪葬在文王的陵墓旁边。因为周公是文王的儿子，武王的弟弟，让周公陪葬文王，是为了表明，成王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。这就是一位帝王对待宰相的最高礼仪。
从周公的安葬就能看出，周王朝的繁文缛节，这样的繁文缛节在当时是进步的，因为这种礼仪把社会秩序规范化了，但是过了八百年之后，到了春秋时期，这套繁杂的礼仪就过时了，老百姓就觉得不方便了，而当时的周王朝和同样保持这套礼仪的鲁国还不懂得因时而变，在诸侯当中就落后了，结果，先后都因为国力不强，武力不够而灭亡了。在这一点上，可以说，周公发展了治平的政治理论，这就是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乐记》，但是这套政治理论却没有涵盖与时俱进的《周易》理论，文王搞了《周易》因此，把握了历史变革的时机，通过父子两代人的努力，夺取了商朝的天下。虽然周公也参与了夺取天下的战争，但是，他的主要工作还是治平，所以他那套理论对治平很又效，保持了周王朝八百年的稳定，以至于在历朝历代，封建政治的基本架构都要吸收周公的理论，就是中国当代政治思想中，也包涵了许多周公确立的原则。这些大原则与姜太公确立的主要在齐国实行的政治理论有所区别，主要的区别在于，姜太公崇尚简易，主张政治要与民方便，更多地是无为而治，到了管子就发展成衣食足则知礼仪，人富足则知荣辱，而周公的政治理论则讲教化，通过长幼尊卑秩序的确立，通过道德规范的自觉，形成完整而稳定的政治统治基础。
这两种政治架构并不是完全排斥的，而是互补的，互相渗透的，只不过侧重不同。道德教化式的统治一方面十分艰巨，另一方面又是以人治为基础了，需要以出现道德高尚的君主为前提。周公的儿子伯禽就是替父亲到鲁国就封的，他率先实行了周公制定的教化式的政治统治。伯禽到鲁国就任之后，三年才向周公报告治理的情况，周公问：“怎么过了三年才报告？太慢了吧？”伯禽回答：“变革民俗、礼俗，百姓有丧事，要教他们守孝三年，所以报告只能在三年之后。”而在此之前，姜太公到齐国就封，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治理的情况，周公问：“怎么这么快？”太公说：“我简化了君臣礼节，按照当地的民风民俗，让百姓们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。所以，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，很快就见到了治理的成效。”等三年后，伯禽来报告的时候，周公想到了姜太公的报告，不由叹息道：“将来鲁国恐怕要北面事奉齐国了！政治不简易，百姓就不会归附，平易近民的政治，百姓必然归附！”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，周公实际上也是很赞赏简单平易的政治原则的，但是为什么在整个王朝的政治架构中没有吸取姜太公因其俗，简其礼的政治原则，而是建立了十分复杂的周礼制度呢？这也算是中国政治史的一个大命题，很难自圆其说。不过有一点，历朝开国的皇帝都是讲究简易的政治的，而繁文缛节的政治则基本就宣告了一个王朝离覆灭不远了，这一点，后面还要讲到。当然，周礼除了繁文缛节不便于民之外，还很虚伪，基本完整保存了周礼的鲁国，历史上就出现了庆父之乱，鲁侯家臣攻击昭公的事，所以这套教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并不是很有效，太史公在鲁世家之后就评论说“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，而行事何其戾也？”
可以说，周公和姜太公这两位周朝的开国宰相构架的政治原则，确立了中国治平政治的大框架，虽然后代宰相也有修补，但没有什么新发明，左右上下，都不出这两位的藩篱，从繁的都是从周公那里吸取营养，从简的都是抄袭姜太公。当然这种吸取养分的过程也是中国政治哲学、治国原则不断总结的过程，而且很早 就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。在《周礼》之后《管子》理论，成为宰相治平理论的又一集大成的著作。当然《管子》这本书的成书还有争论，但是管子继承周公和姜太公的治平思想却是集大成的，成为中国地地道道的宰相学全书。